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02-10 作者：颜晓峰
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忧患意识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特质。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内忧外患，成长于磨难挫折，壮大于攻坚克难。每一时期和阶段的主要矛盾、面对问题、危机挑战不同，忧患意识也就有着不同的内涵，现实风险也就有着不同的类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有各自的背景和内容，又有时间重合、空间融合、机理契合、走向汇合，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独特景象。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挑战
1840年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经历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中国共产党从失败中崛起、抗日救国、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等关键时期，每个关键时期都伴随着忧患意识，都战胜了重大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一个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包含许多新的风险挑战的关键时期。
首先，从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跨越必须防范的不确定性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跨越。无论是从连续性还是从阶段性的角度看，完成这些跨越都不是轻轻松松、顺顺利利就能实现的，都要防范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一是时空条件的不确定性风险。从时间条件看，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三个阶段任务，通向未来的道路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将会遇到的困难障碍和风险挑战既具有可预料性又具有难以预料性。从空间条件看，实现奋斗目标需要良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为保障，但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国家安全风险同时存在，并且国家安全领域不断拓展。二是攀登跃升的能力不足风险。从全面小康到全面现代化，不只是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跃升；不只是平面推进，而且是立体上升。实现这一跨越，需要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特别是国家能力的与时俱进。国家能力包括执政党的领导能力、全社会的发展能力、全体人民的现代化能力等。如果能力水平不够，或某些方面能力欠缺，就可能出现徘徊、停滞、失误。三是制度较量的颠覆性风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两大制度体系较量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自始至终都要坚定“四个自信”，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确保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存在着企图让我们党和国家改旗易帜、改弦易辙的敌对势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斗争是复杂的激烈的长期的。
其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解决的可能性风险。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成为新的主要任务。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化解或缓解了落后的社会生产状态下带来的经济社会风险，但正如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会比发展起来以前要少，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不会是顺风顺水，而是会带来新的风险。一是需要增长升级与满足程度不匹配带来社会矛盾风险。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全体人民的需要、内涵广泛的需要、日益增长的需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出路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解决这一矛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只要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就会存在不同的社会群体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程度不同的矛盾，就潜藏着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的风险。二是资源需求剧增带来的环境可持续风险。我国14亿而且还在继续增长的人口，都在追求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这些需要无论什么性质和类型，都要以相应的资源供给为支持。我国许多资源的人均水平在世界处于较低水平，生态环境脆弱，即使依靠国际贸易进口能源资源，资源紧缺的风险也是始终存在的。三是人民需要多样多元多层带来的价值冲突风险。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个性化趋势，强化了价值观的多样性。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等价值观领域，同一个事实、同一个话题，就会形成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网上网下的舆论争端反映了现实社会的价值分歧，形成“撕裂的社群”。
最后，百年大党必须警觉的长期执政风险。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同样处于关键时期，这就是百年大党如何通过推进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实现长期执政，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与黄炎培1945年在延安窑洞讨论“历史周期率”问题，就是讨论中国共产党怎样防止重蹈历代封建王朝从兴到亡的覆辙。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要求，包含着深深的忧党意识，是防范执政风险的警世箴言。我们党即将走向第二个百年，是世界第一大党，已经连续执政70多年，在苏东剧变近30年后依然岿然屹立，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同时，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四大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面临的“四种危险”极具尖锐性和严峻性。2019年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决清除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要坚决割除一切滋生在党的肌体上的毒瘤，要坚决防范一切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是出于对保持党的性质、担当党的使命的高度忧患意识。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以“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为题进行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开宗明义：“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这“三个如何”是百年大党不可回避、不可轻视的要害问题，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挑战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世界之中国。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是包含中国变量在内的大变局，同时也是影响中国发展的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是深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的关键时期。世界大变局具有两重性，既充满机遇，又充满风险，成为新时代忧患意识的重要来源。
首先，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必须抗击的遏制风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大的变局，还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处于世界格局边缘化地位变为今天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负责任大国。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高了，改变了世界格局，同时在世界上担起的责任、受到的关注、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加重加大。“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是定律还有争议，但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打压逐步加剧升级，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也成为美国污名化中国、遏制打压中国的阵地。美国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从关税、贸易、技术扩展到媒体、舆论、外交等，斗争领域不断拓展，程度不断加深，都是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战略企图。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不可阻挡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旗帜引领，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际传播，在西方敌对势力那里都是不可容忍的，都要千方百计、竭尽所能加以阻止压制。中国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的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的动力，也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扣上“中国国际地缘政治战略”的帽子，横加指责。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一些国家处心积虑对我国加以遏制的风险加剧了。
其次，全球网络化、命运共同体必须应对的全球化风险。从经济全球化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在加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信息全球化、全球网络化，技术变革将人类置于同一个地球村里。金融愈益国际化，金融危机外溢性突显，极易成为“蝴蝶的翅膀”。病毒无边境，防不胜防，瞬间就可演化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广泛深度影响人类正常活动。全球化在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全球化，风险具有强烈的振荡和联动效应。全球不仅命运与共、利益相关，而且风险与共、风雨同舟。“黑天鹅”既可以从本土飞往他国，也可能从他国飞来本国；“灰犀牛”既可以潜伏在一国，也可能潜伏在多国。风险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忧患意识、风险意识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国之内，还要高度关注防止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防止他国风险传导为本国风险，防止本国风险扩散为全球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也是人类风险共同体，面对人类共同灾难，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然，要清醒地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能消弭国家间利益矛盾冲突，国家利益本位仍然是各国决策的基本准则，国家间以邻为壑、损人利己、转嫁危机、转移风险包括发动战争的行为不会消除。因此，必须高度警惕此类风险，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最后，大国竞争必须重视的制胜权风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时代潮流，依靠平等贸易、协商谈判、全球治理的方式维持国家间利益关系已成为主要途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导趋势，并没有排除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必要手段。中国作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决不会依附于某个大国，或屈从于某个集团，躲在他国的“保护伞”下。维护和平必须准备战争，捍卫主权必须打赢战争。当代战争形式多样化，传统战争形式向非传统战争形式转变，这就使得传统战争的风险减少了，而非传统战争的风险加大了，网络空间、金融系统、太空卫星、生物基因等，都可能成为攻击摧毁的对象。这就要求树立新的战争风险观，在多维战争空间、多样战争形式中防范战争风险。当代战争形态转向信息化战争，意味着制胜权的转变，制信息权成为战争制胜的主要因素。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制胜权的内涵也在拓展和深化，这就使得即使是在和平发展时代，也不能安而忘危、和而忘战。牢牢掌握战争制胜权，才能有效遏制战争，防范战争风险。特别是随着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家利益向全球不断拓展，形成了重大海外利益格局，国际市场、海外能源资源和战略通道安全以及海外机构、人员和资产安全问题凸显，必须要有实质性占优势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作为安全保障。
三、民族复兴关键期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汇碰撞带来的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
民族复兴关键期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习近平要求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就是要求有这样一种全局视野和大局意识。
首先，世界大变局影响民族复兴战略全局的外部性风险。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具有艰巨性曲折性的判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来自国际环境的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生长空间、资源条件，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外部环境风险。中华民族复兴，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可预期可控制的环境。国际环境与国内环境相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这些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都有可能干扰冲击民族复兴的进程。即使我们有应对外部环境风险包括外部环境突发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相应对策，但还不能精准测定这种风险爆发的类型、缘由、时间、空间、危害等，不容易完全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会有可能因外部环境风险的影响而不同程度地改变民族复兴的既定轨道和进程。例如，气候变化、生态灾难、全球疫情、战争状态等。当前这场新冠肺炎全球性大流行，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人口之多、经济损失之大，也是世界百年未有的，也是“两个大局”相互影响、效应放大的有力证明。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风险对世界和中国造成的危害性后果，现在还无法精确预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与中国是命运攸关，合作互助、共济共存是最佳选择、最好出路。
其次，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影响世界大变局的复杂性风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不是外在于世界大变局，而是内在于世界大变局之中，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可以通过战略运筹，影响甚至改变世界大变局的走向和走势，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的方向转变。比如，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推动世界大变局向着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有利于中华民族复兴方向演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面对整个世界，面对世界各国，面对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民族、国家、制度，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复杂性。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增强、感召力提高、塑造力加大，很多国家和友好人士为之喝彩，但也有“中国威胁论”等杂音频现，由此加深了对我国的戒备心理。因此，必须运用复杂性思维对待复杂性风险，在国际关系中扩大“朋友圈”，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处于主动和有利地位。
（作者系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